从文学的角度审视时代
对于学术界来说，当代文学史的组织可能已经很清晰了，但是在大众文化中，当代文学史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方面是因为当代文学史过于贴近“历史”，需要研究者肩负起历史学家的使命，在“复杂地貌”的当代历史中挖掘出一条“十八弯山路”的文学进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代文学史过于“当代”，所以研究者在写作时难免要对很多作家进行评论甚至批判。在“文学不是第一”的文坛上，如果作家缺乏技巧，缺乏积累，缺乏威望，作品出来就会受到批评。
幸运的是，在这个时代，仍然有人能像椽子一样用毛笔解释这段文学史。此人是洪子成；这本书是《中国文学1949-1989》。
《中国文学1949-1989》
政治事件与文学史
学界公认1949年的——，即新中国成立那年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但在《中国文学1949-1989》这本书里，洪子诚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把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的节点是否合适？
这个问题看似“敏感”，但实际上以政治事件定义文学发展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魏晋时期的简洁雄浑的文风，盛唐时期的雄浑壮阔的气象，干家派的谨小慎微的态度……这些“文风”都伴随着政治形成的“世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历史事件会通过其毁灭性的影响改变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创造出文学的骨架。中国当代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关系也是如此。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重要地位的“左翼文学”，到20世纪50年代确立绝对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再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单一的文学模式变得多样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每一次继承都伴随着时代。
洪子诚认识到1949年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但他不得不进一步观察。他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自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逐渐由古典文学转向新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质的飞跃，直至诞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从宏观上看，它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承认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祛魅。没有这个层次，就不可能客观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洪子诚在书中表达的超脱与理性也是基于此。
政治是文学的目的
194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在北平召开。此后，毛泽东的文学主张被确立为中国文学的路线和方针。然而，从这一思想的形成开始，洪子诚进一步将当代文学的开端追溯到1942年，当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前景不明。但此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表现出一种只有新兴群体才能孕育的活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年，这种活力集中在新制度对新文学的引导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属于某一阶级，都属于某一政治路线；艺术换艺术，超阶级艺术，政治平行或独立的艺术其实是不存在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解放区作家不重视“艺术性”，但毛泽东也认为“无论政治多么先进，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是无能为力的”，但这种取向确实使当代文学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目的：政治是文学的目的，文学是政治的手段。用这两句话来描述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中国文学史是恰当的。
如果把代表40年代中国文学最高峰的作家列出来，这个名单里会有以下几个名字：张爱玲、钱钟书、巴金、沈从文、艾青、穆旦、萧红、曹禺.时至今日，仅凭这些名字，我们很容易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坛是多么的璀璨。但当这些明星进入50年代，很多人很快被边缘化，被另一批更符合时代潮流的作家所取代。这一时期的主流作家主要有刘清、赵树理、郭小川、何敬之、杨朔、魏巍等人。洪子诚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革命的“解放区作家”，一类是50年代初出现的“新作家”。前者的“底色”是“红色特产”，后者的“底色”是“纯真”。这种相似的背景直接体现在作家的主题上：从作品来看，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将表演对象从市民和知识分子转移到农民和士兵身上，如刘清的《创业史》、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更深层次的趋同在于创作观：他们普遍不认同文学独立的观念，认为具有“先进的世界观”
集体的活力使50年代的作品充满了明确的社会目标感和乐观主义，但缺点也很明显：革命是这些作家的第一职业，作为创作者，他们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和基于小说的高艺术配置能力，他们的作品大多是纪实和自传性质的。熟悉的人，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感情很快就用光了，所以有一个普遍现象：开始是高峰，高峰是结束。结果，许多人成了“一本书的作者”。杨沫《青春之歌》后停笔，梁斌《红旗谱》后停笔，曲波《林海雪原》后停笔。这不是历史的耦合。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以苦难为养分的文学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17年文学被称为“十七年文学”。随着新老作家的迭代，这一时期文坛的路线逐渐稳定，但也经历了三次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当代文学史在“当代史”的框架下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第一个挑战来自胡风。从大众角度讨论过的“胡风”在当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作家，他坚持作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官员来改造自己，甚至主张作家应该组织和编辑杂志，而不是几本官方杂志。第二个挑战发生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这期间，一大批作家开始有限度地质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提高“党对文艺的领导”，写了很多反思性的文艺理论文章，比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陈勇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周波的《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红色作家的领袖周扬开始试图改变激进的文学路线，这意味着第三次挑战的开始。周扬独特的政治地位使他能够在许多重要会议上批判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文学的特性和作家创作题材和风格的自由。
在勾勒这些以悲剧结尾的挑战时，洪子诚的笔法是深沉的；但当这些挑战最终在文革中结束时，洪子诚的语气依然平静。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品，必须以革命的手段确立现代的民族历史意义，重申战争年代所强调的群体意识和献身精神，限制和压制个人欲望和独立性，甚至限制和规范一切浪漫传奇的因素，才能不损害严肃的主题和真实性。
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它有独特的筋骨，可以以苦难为养分。只有能经历时代最严酷的提炼的作家，才能跳出个人立场去审视时代。
“滥情”的思想解放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引起了许多中国人对禁区和戒律的强烈质疑和怀疑冲动，最终催生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
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后，“创作自由”这个词终于被认可。整个80年代，中国文坛都没有指挥世界建立统一局面的可能，“思想解放运动”必然催生“文艺复兴”。
洪子诚看到那些被打压的作家，比如王蒙、高晓声、汪曾祺等。往往能够比主流作家更快地重写，并融入新时代文学创新的洪流中。此外，“知青作家”和文革后进入创作期的作家也走上了历史舞台。今天，这些人可能更出名：前者包括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和王安忆，后者包括冯骥才和刘。
政治的枷锁一旦解除，中国当代文学的无限潜力也就激发出来了。从刘的《班主任》、的《伤痕》开始，伤痕文学、朦胧诗、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几乎处于井喷态势，太多被压抑的情感通过小说、诗歌、戏剧、杂文呈现出来，以至于后人回望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感到“滥交”。整个80年代，文学创作处于非常宽松的环境中，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到来了。
刘《班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伤痕》漫画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就当代文学而言，这本小书足以承载“微词”四个字。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可爱、优秀、坚毅的创作者，文学才能从历史的夹缝中挣扎出来，最终成为人们品味历史的宝贵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