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我后悔自己的“不美”
写|新京报记者江妍
《新京报》以一句“我为我的美丽忏悔”开始了十年的文化长老之旅。说这话的人是被尊称为的沈。82岁的沈公平(音译)喜欢背着装满书的背包上下班。和人说话的时候，他会把一只耳朵放在你面前说：“我耳朵不好，请大声点。”记者把嘴凑到他耳边，大声说出了他希望遇到的事情。他从身上掏出一块写着“我买废纸！”名片，说“给我发邮件！”名片上是一个兴高采烈的老人，背着一个大书包和两捆书。这是沈从文的孙女樊深在沈工75岁时画的一幅漫画。
申于1931年9月26日出生于上海。1951年考入人民出版社校对，后担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1986年至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之后又发起成立《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在出版界。(新京报记者侯摄)
工作之乐
高兴了在办公室泡个澡
一顿饭不超30元
82岁的沈工仍在做两份工作。早上在一家台湾公司上班，开心的时候会在没人的办公室洗澡。下午去老东家收快递，约傅小姐。
82岁的沈工仍在工作，他将在工作日的凌晨抵达台湾大文化出版公司驻京办。几年前，台湾出版商郝益铭邀请沈工担任该公司的顾问。当他在mainland China做生意时，他会征求沈工的意见。“现在我的想法越来越少，大家也不认识。比如我不认识一个叫韩寒的人。我接触的最后一个大块的作家是冯唐，那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几次拒绝做顾问，郝益铭都不同意，所以他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乐趣。大办公室位于东三环的一个商住公寓。其他同事下午才上班，所以整个上午办公室都是沈工的。“开心，我还在那里洗澡。”据说沈工在洗澡和开心的时候还会唱歌。
当沈工不洗澡的时候，他在一间大办公室里看电视和翻资料。每天早上6点多开始看东南卫视的新闻，他关心的都是台湾的新闻。一直玩到十一点以后。如果那天午饭没有饭吃，沈工会自己找个地方吃，他规定一顿饭不能超过30元。“这30块钱是怎么算出来的？你今天请我吃饭，我明天就吃60块。如果明天有人请我吃饭，我后天就吃90块，所以我其实吃得很好。”
午饭后稍事休息后，沈工拿起背包跑向三联书店，在那里他所有的信件都被收发。沈工的妻子是医学教授，专门研究心血管和老年疾病。她被很多人咨询，经常不在家，别人发的快递邮件家里不收，所以沈工通知对方送到书店。“因为每天三联书店都会照顾我，给我一张桌子。”沈工说他仍然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把每天在网上看到的好东西打印出来。三联书店有打印机和复印机，使用非常方便。他喜欢和别人开玩笑说，他每天都会来这里找他的女朋友，——傅小姐。傅小姐为他抄了很多他喜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通过他的手传递给朋友的。
申
出行之乐
在公交车上练气功，
享受和谐社会
出版商沈工现在去红楼买盗版书，交易地点在厕所。他平时出行爱坐公交车，遇到人少就会坐着来回玩。有时候在公交车上练气功。
和傅小姐约会结束时，的背包已经鼓鼓囊囊的了，当天收到的信件、印刷和复印的材料以及新书和杂志一式三份，每本新书都会寄到。从三联书店出来，沈工通常乘公共汽车回家，但一周总有一两天
，他会直接沿着美术馆那条路走到北大红楼附近。“红楼旁边卖盗版书啊！”说这话的时候他把身子往我这边凑了凑，用右手挡住一边的脸颊，做出要告诉我一个秘密的样子，其实他的声音一点都没有降低，旁边也没什么人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和红楼卖盗版的书贩见面据说每次都是先在厕所里进行，然后在厕所背后交易。一本书30、 50块钱，沈公有时候一下子花150元买个3本回去翻。“怎么盗版还那么贵？”“都是港台的书呀！说实话我过去就是管没收他们的书的，我现在自己去买来看。”“我最愿意坐公共汽车，一有这个，就有人给你让座。”沈公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老年证。“要是碰见公共汽车空，我就经常坐到底，再坐回来，好玩！一分钱也不花。几十年以前，要是个老头坐公车，就要问他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现在是大家都会给你让座，和谐社会嘛，我在享受和谐社会的快乐！”
沈公坐在公共汽车上会干什么呢？他说有时候会练气功。“我练了50多年气功，所以我每天一定要练功。”1953年他在上海认识了蒋维乔，跟着蒋学了气功。“我把气功当做一个人生态度对待，这帮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减去不少麻烦。我不是参加阶级斗争的勇敢分子，什么事情讲究过得去。蒋维乔教我很多避开矛盾的方法，最后他自己没避开，儿子划了右派，一下子想不过来就气死了。”沈公说自己现在随时可以练功，练气功要意守丹田，让丹田发热叫得气，半个小时后，人就有精神了。他还逗朋友说，天安门广场前的红绿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那都是因为自己在发功。
2003年,新京报创刊之时,以文化老人沈昌文一句“我忏悔我的不美”,开启了与文化长者相遇的旅程。
生活之乐
最快乐态度过最平庸生活
快乐的沈公也时常会碰到烦恼，他的应对之策是“整天就这么自己逗自己，自己找自己的快乐，用最快乐的态度过最平庸的生活”。
从气功里学到减少烦恼的方法被沈公用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听力不好的他却不愿戴助听器，“不听见最好嘛，听见了多麻烦，我们就要减少烦恼，经常保持一种微笑的态度多好。”沈公总还去参加熟识朋友的各种演讲，“我听不见，我就看他的各种表演。”沈公边说边摇头晃脑比划起来。
烦恼再怎么减少终归也还是存在的，比如赶公交摔了一跤，“后来就想通了，这一班走了下一班还来呢。”“今天我到三联复印东西，复印机出现故障，我的效率大大降低。人生就是永远存在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想到happy的地方，你就觉得很痛快了。” “现在不是中国梦吗？我的梦就四个字——无疾而终。宋美龄就是无疾而终，一觉睡下去就完蛋了，这是最幸福了。” “我整天就这么自己逗自己，自己找自己的快乐，我从来不失眠，我用最快乐的态度过最平庸的生活。How happy I am!”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沈公会回到位于韬奋图书馆旧址附近他的专用书房，一套三居室全部都被他的书塞得满满当当，每个房间都有好几排书架，就像是一个私人图书馆，每一个格子他都分了类。客厅里有个耳麦，他用来听邓丽君的歌。“我喜欢邓丽君是因为她唱的很多是老上海的歌，我现在是越来越怀旧。我不想再接收新的东西了，比如韩寒的小说我就不看了。最近出了很多蒋介石的书，我特别喜欢了解蒋介石统治上海那段时期的事情，那时我生活在上海。” “我现在每天都翻书，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一本书一天看个半本，我精力不够，我是做书出身，我知道一本书精华在哪里。”最近他在翻一本叫做《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失智岁月》的书，他毫无讳言地说，自己正在慢慢失去智慧。
在书房里的时光是完全属于沈公的私人时间，书桌前的墙上挂着那张“废纸我买”的原作，再上面是一行毛笔字，那是苏东坡的名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被沈公用做了自传的书名。他就每天这样在书房呆到傍晚，然后步行回家和太太一起吃晚饭。太太每天会塞给他一把药，他就乖乖吃下去，从来不问这些药都是什么，太太也从来不解释。“假如我大便不通，只要我有所表示，过三天以后就通了，肯定吃的药改变了。”吃完晚饭大概19∶30，他就早早睡去，凌晨3点钟起床，上网看新闻，开启自己新一天的生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编辑｜李永博